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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某交通肇事案

日期:2019-06-20 09:31:43

酒后駕駛二次碾軋致兩人死亡,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案件簡介


范某酒駕撞人后逃離,隨后又開車返回現場,返回途中對倒地不起的受害者造成了“二次碾壓”,事故致2人死亡。


事發后,市檢察院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批捕范某。隨后,媒體對此案件進行報道,造成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同時,受害者家屬與范某家屬情緒激動,一度失去理智,雙方互不信任,精神處在崩潰邊緣。


檢察院、雙方家屬、社會輿論……各方都在施加壓力,加大了案件的辯護難度。因此案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上,而且死亡人數大于1人,如果故意殺人罪名成立,范某很可能被從重判決。


故意殺人罪量刑標準: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北京漢卓律師事務所韓冰律師為此案范某的辯護律師。


案件結果


法院采納了韓冰律師建議,判決范某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案件詳情


命懸一線——游離在故意與過失之間


犯罪主觀方面是隱藏于內心的,別人無法窺探,只有通過客觀事實進行推斷,這就難免產生偏差。但實踐中,僅憑被告人供述認定,或不問主觀狀態而客觀歸罪的情況卻大量存在。這就為律師提供了展示辯護才能的空間和舞臺。辯護律師能否發現、辨析、把握好,可能就成為律師辯護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題注

【關鍵詞】

酒后駕駛 故意殺人


引子

三國時的馬謖因杯酒而失街亭,被諸葛亮揮淚而斬。

那些歷史上的風云人物因“酒”而演繹了太多喜怒哀樂,我等之輩斷不會有所超越。然而,就個人而言,因“酒”失卻前程也算得人生悲歌吧。

不僅如此,若因此而判罪入獄更令人不忍足述。

尤其最近由于酒后接連曝光了數起惡性交通肇事案件,使得多年以來沿襲的對酒后交通肇事的刑罰處罰廣為非議。在這種巨大的社會壓力面前,引起立法、司法、政府都對這類案件產生前所未有的重視,甚至一度出現了以危害公共安全判處死刑的案例。那么,在平復社會輿論的時候,是選擇突破現行法律規范的嚴厲科刑,還是從立法層面尋求合理的解決之道,的確成為對司法是否成熟的一種考驗。

犯罪的主觀方面,亦稱罪過,指犯罪主體對其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結果所持的心理態度。它包括犯罪故意、犯罪過失、犯罪目的、犯罪動機等心理因素。其中故意或者過失是犯罪構成主觀方面的必要要素。刑法分則對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等犯罪客觀方面相同,但因犯罪主觀方面不同而分別規定為不同的罪,如故意殺人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故意危害罪與過失致人重傷罪等。因此,犯罪的主觀要件對于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具有重大認識價值。

當然,有些律師可能會認為,分辨故意與過失是律師最基本的能力,只要做過業務的都不會發生偏差。

或許是吧。

但在有些案件當中認定上的一念之差,可能會導致定罪量刑的天壤之別,真可謂是命懸一念。


1、酒后肇事

晚10點多。

范某與幾個熟識的客戶朋友一般地聚在一起。此刻的他,躊躇滿志,女兒即將踏入全國名校,自己將升遷高職。席間,舉杯祝賀,工作交流。一番觥籌交錯過后范某與大家握別。

平日半斤白酒不在話下的范某,今晚只飲了紅酒。

就餐的地點離家不過幾公里,十幾年間,這條路走過了無數回;沒有路燈,但也沒有警察,沒有巡邏車,就是閉著眼睛都能開回去。前面就是路口了,只要左轉向東過去,再有不遠的距離就到家了。于是,估計綠燈要變換紅燈,范某加速開進路口之后,熟練地向左打方向盤。此時,右手邊儲物盒里的手機響起來,他伸手拿起來瞥了一眼面板,正準備接聽,突然,他感覺車右前方一個黑影,幾乎本能地向左打方向盤躲閃的同時“咣”地發出一聲巨響,接著就是一個重物砸在前風擋玻璃上。范某立刻急剎車,汽車隨著慣性還向前沖,直到右前輪撞到路沿上才停住。由于是手排擋汽車,急剎車同時引擎也熄火了。

范某沒有立即下車,他定神在想,究竟發生了什么了。雖然沒有想太明白,但腦子似乎一下子清醒了許多。

范某立刻下了車。

范某向車后不遠處張望,借著遠處車輛的燈光和旁邊些微的光亮,他隱約看到一男一女躺在路上,男的在西,女的在東,都是頭朝北腳朝南,男的靠北一點;再旁邊是一輛已經撞得變了形的自行車。范某看兩人都一動不動,他驚顫地走到男人身旁伸手摸了摸,沒有感覺到任何生的氣息。范某本能地倒退了幾步,開始不由自主地全身發抖??謶忠u遍了全身。

開始有三三兩兩的人圍攏過來。

范某立刻返回車上,發動了幾次沒有發動起來;當發動機一下子發動起來之后,他掛擋向前沖去。然而,他感覺汽車的右前輪連續不斷與馬路沿發生碰撞,只開了不過幾十米,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個聲音在頭腦中炸響:“不能跑,也跑不了。不能放下那兩人不管,要去救那兩個人”。范某瞥見路左側中心隔離帶有一個缺口,他馬上不顧一切調轉車頭。返回到剛才左轉彎的路口之后,再調過車頭重新向東。此時的范某沒有意識到駕駛席一側的前風擋玻璃已經粉碎,遠光燈也沒有打開,周圍又沒有路燈,他只是側身從副駕駛前風擋玻璃、借助其它光源慢慢地前行。當臨近兩個倒地的人時,他試圖從男人與馬路中心隔離帶之間穿過去,可搞不清楚為什么車頭就是執拗地向右傾斜;當他感覺行駛到男人躺倒位置的時候,只能向左打方向盤,同時又感覺到車身顛了一下,圍觀的人“哎喲”了一聲。他繞過男人躺倒的位置向前把車頭擺正,又向后倒車,車停在距離死者十米左右的位置。

范某第二次下車。

他來到死者身邊,想把死者往車上抬,但拉了幾次沒有拉動。范某招呼圍觀的人,沒有人幫忙,他罵了一聲,開始用手機撥打電話,同時又去攔截過往的車輛,可是沒有車停下來。范某無計可施,就不斷地給同事、給朋友、給妻子、給110和120打電話,通知、報案和求救。

110占線,打122、120,最后也不知道打通的是什么號碼,他說他喝了酒撞了人了,快來救人;他也說不清具體的位置,只說出大概的方位。

等待警察到來的時間里,范某撥通了單位同事的電話,在通話當中,范某聽到警笛聲,他沒注意警車是從哪個方向過來的,只是感覺到有刺眼的警燈和三、四個走向現場的警察。范某突然又跌跌撞撞地跑到自己的車上,再次起動汽車,向住家的方向猛開。警車立刻呼嘯著追趕,警察示意范某停車,最后在離現場五百米左右的地方,范某的汽車撞到路口的路沿上。

車停住了。


警察問:“你跑什么呀?”

范某說:“我……不是跑,就是有點害怕?!?/span>

警察問:“怕什么呀?”

范某說:“怕,怕人群中有死者的親屬……”


2、初聞案情

事發次日,各大報紙不約而同在顯著位置大幅報道,而且都明顯傾向范某對死者有過二次的故意碾軋。報道雖沒有直接指名道姓,但從對肇事者個人背景情況的描述,我感覺怎么這么像范某哪。在我猶豫要不要打電話問問的時候,范某妻子劉某的電話證實了我的猜測。

我與范某相識十幾年了。在我印象中他是一個言語不多,做事比較沉穩,也是一個不愛著事惹事的人。在一個企業工作了將近三十年。

劉某向我提供的情況是:昨天晚上將近十二點了,范某打了兩次電話,一次是打的家里電話,一次是打她的手機。她當時正在洗浴沒聽到??吹绞謾C上的“未接電話”打回去,打了幾次電話都在通話中。過了不長時間,范某又打電話來。后來她就趕到了現場。

當天晚上,我與劉某見了面,開始了第一次談話。


“他打電話來怎么說的?”我問。

“一聽他說話的聲音就是喝酒了。他說我喝酒開車撞人了——他沒說撞了幾個人,我也沒來得及問,就問在什么地方。他說就在離住家大院不遠的路上,具體地方他也說不清楚。我還說那條路你那么熟悉還不知道什么地方,他說這邊太黑了,看不出來。這里有一個叫什么‘天’的亮著燈的飯館。好像電話那邊非常亂,還有警車的聲音,他那邊就掛斷電話了。我就趕緊從家里出來,叫上住對門的一個單位的同事就趕過去了?!狈赌车钠拮觿⒛痴f。

“你去了之后看到了什么?”我繼續問。

“去了之后先就看見很多人站在路邊上圍觀,警察在勘查現場,沒有看見范某,只看見路邊停了好幾輛警車,尸體就看見一個女的,沒看見男的——聽周圍人說是撞了兩個人,一個女的一個男的。說救護車來了一輛,醫生看了一眼摸了摸,就說人已經死了就拉走了。那女的是后來又來了一輛救護車才拉走的。我沒見到范某,我也不敢太靠前看?!眲⒛忱^續陳述道。

“你后來去交警隊了嗎?”我繼續問。

“去了。陸陸續續范某的同事和朋友來了幾個人。我們聽圍觀的人說撞人的司機已經被警察給帶走了。我們想可能是帶公安局去了,就先去了公安局;公安局說交通事故的先由交警隊處理,我們才到的交警隊?!?/span>

“到交警隊之后的情況呢?”

“到交警隊之后就看到兩個警察在對范某問話,他幾次要吐,有一個警察從屋里出來說‘沒法問,先醒醒酒吧?!腋蔷煺f我是范某的妻子,問警察事情大不大。警察說撞死倆人,您說大不大?!?/span>

“知道死者是什么人嗎?”我問。

“好像是一對夫婦?!眲⒛承⌒牡卮鸬?。


在跟劉某一般性交談之后,我說去看看現場吧。此地,距事發現場不過一、兩公里;此時,距事發將近二十四小時。到現場附近之后,劉某總是無法確定中心現場的具體位置。我下車觀察四周,只有路邊飯館或房屋里有零零星星不多的燈光,路燈全部關閉著。沒有其它車輛經過時,漆黑一片。

我想拍攝周邊環境,但因為太黑,無法聚焦,什么也拍不到。

在距離我們停車幾百米遠的地方,一個飯館的霓虹燈還亮著,我問劉某中心現場是不是那個飯館的對面,劉某說不敢肯定,她也是昨天第一次到那個地方,只記得飯館名字當中好像帶一個“天”字。我開車朝那個方向過去,劉某和兩個同事留在原地。當我看清了飯館的名字里沒有什么“天”字再返回來時,已經找不到劉某了。


3、不批準逮捕

劉某發現好像有人在跟蹤,恐懼得連招呼沒跟我打就直接跑回家去了。我說她過于敏感了,又不是肇事之后逃逸沒有抓到的,怎么可能會在現場附近守候;劉某說聽警察講,死者就住在離現場不足一百米遠的地方。劉某推測可能是死者家屬看到有人在現場附近轉悠就跟蹤過來了。我問劉某有沒有見過死者的親屬,劉某說沒有見過也不敢見。劉某還告訴我,案發后她聽范某單位的人說,死者的兒子與范某單位不少人都認識。

原本我認為就是一樁交通肇事案件,現在看來復雜的成分真不少。

現在,沒有別的選擇,我接手了這個案件。

第二天,我到交通隊去了解情況。警察說,他們經過偵查和調查后認為,范某對被害者進行了二次故意碾軋,案件性質已經由交通肇事變為涉嫌故意殺人罪,因此他們將案件轉交給了刑警隊。

第一次與范某在區看守所會見的時候,他第一句話就是:“交通肇事怎么成故意殺人了”。對于這樣的問題,我自然無法作答,一是我對案件細節情況不了解,二是沒有看到任何證據。

此案雖然涉嫌故意殺人,但畢竟起因于交通肇事,所以警察沒有對我了解案情加以更多限制,可能考慮律師即使了解了案情對偵查工作也造成不了什么妨礙。畢竟事發是由于過失引起,即使轉變為故意殺人也是臨時起意,況且人又是被當場抓獲的,可以說,無“供”可“串”。

范某對于涉嫌故意殺人非常不理解,他的基本理由就是根本不存在對死者的“二次碾壓”,只是在準備逃跑過程中有所意識,在返回現場要救人時不知道右前輪爆胎,當時只是感覺車頭總是向右偏,在經過男性尸體時感覺車體微微顛顫了一下,而且下車之后旁觀者也沒人說軋人了。所以一直到公安局之前,他始終也不知道有“二次碾軋”。

“二次碾軋”不一定就是認定故意殺人的唯一事實,那是客觀行為,不是誰說有還是沒有,更重要的是主觀。我非常關注的重點信息是:


(1)第一次停車之后死者是否還活著;

(2)為什么要返回現場;

(3)返回現場時的車速有多快;

(4)在經過死者尸體時有沒有躲避的意識和行為。


通過這些信息,能夠對范某當時的主觀狀態做出一些判斷。主觀的想法雖然在人的頭腦中,但可以通過客觀行為表現出來。范某肯定地說,第一次停車之后看到那兩個人就已經一動不動了。他用手動了動男人的身體,一點反應都沒有,他意識到人已經死了,出了大事了,才本能地要逃跑。當然,任何解釋都可能有兩面:警察也可以認為既然人死了就沒必有逃跑了,既然已經報警,等警察來,也是一種當然的選擇。一般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人,對突發事件的反應和表現肯定不可能完全一樣,這與年齡、職業、經驗、性格、背景、判斷等等都有關系。作為范某,雖說已年近五十歲,但在一瞬之間造成兩人倒地斃命,面對這般場景如何處理,絕非一般人短時間之內能夠決定的。那時的分分秒秒的決定,都可能南轅北轍。畢竟經過二十多年坐到公司高管的職位,人生處于顛峰狀態,這樣的閃失將使其輝煌的前程頃刻頓失。逃跑也許是下意識的選擇。然而,又由于其經歷和背景,立刻意識到逃跑是最愚蠢的行為。正是在這種極度矛盾的心理狀態下,跑了,回來了,又再跑,直到被抓住。

看來,不僅范某當時十分矛盾,偵查機關現在也難以立斷。如果以酒后交通肇事罪報捕是最簡單的,可是偵查機關卻以單一涉嫌故意殺人罪向檢察院報捕,檢察院做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

于是,范某被監視居住。

實際上,報捕不批準也罷,監視居住也罷,不過是程序性措施而已。即便是交通肇事案件,檢察院批捕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偵查機關卻認為整個案件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所以沒有以交通肇事提請批準逮捕。


4、嘗試接觸

在我第一次見了范某之后沒幾天,不知道死者親屬聘請的律師怎么了解到我在代理這個案件,主動與我聯系,要求進行民事賠償的調解。實際上,這個時候就談賠償的確為時尚早,可以說未來的一切還都不明朗,談判的基礎還不具備;談賠償余地并不是很大。就交通肇事賠償的項目、金額或者比例都是比較固定的,“談”的話也就是能承擔多少、何時給付??墒?,涉嫌犯罪的性質不同,對于賠償的影響還是非常直接的。如果范某為兩條人命承擔故意殺人的責任,結果會是什么,基本上沒什么意外;這種情況下“談”賠償,幾乎就沒有可能了。說得通俗一些,如果范某被判死刑的話,劉某會不會給賠償。所以,在涉嫌犯罪的性質還沒有確定之前就“談”,是缺乏針對性的。我不知道為什么對方律師急于要“談”賠償,雖然有那些因素存在,但我還是應承下來,我問對方律師有沒有要求賠償的初步方案,對方很直率地提出一個天文數字——而且帶來死者親屬的傳話,如果不答應條件,可以一分錢不要,但一定要范某的命,而且說如果范某的家人不給賠償只想怎么把范某“撈”出來,他們會要了范某全家人的命。按我的理解,這番話實際上還隱含了另一層意思:就是范某的律師也在其中——只是沒有直截了當說罷了。

關于賠償問題,我向劉某說明了我的基本觀點:


第一、賠償是必須給的,無論誰父母同時雙亡,對家庭的打擊都是致命的,不可能不給任何賠償,即便范某被故意殺人起訴(我沒有直接說判決故意殺人)。

第二、現階段進行賠償談判的時機還不成熟,尤其是在故意殺人還是交通肇事不能確定的情況下;雖然故意殺人的賠償標準是比照交通肇事來計算的,但劉某不是法定要為范某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第三、現在死者親屬的情緒還非常不穩定,他們提出的賠償要求沒有條件能夠滿足,談不好的話可能會使矛盾更加激化。


劉某對我的分析和意見表示接受,同時又給我辦理了全權委托,與死者親屬洽談賠償。

由于該案已由交警隊轉交給刑警了,如果是交通肇事案件,交警隊會就民事賠償做一些調解工作,而故意殺人案件,就不可能由交警隊來調解。

死者親屬的代理律師表現得非常積極,提出可以到交警隊嘗試一下賠償調解,說根據他們了解的情況,刑警部門對于能否認定故意殺人也是有分歧意見,可能還會按交通肇事進行處理。我想既然對方提出明確定要求,接觸一下,至少表明對賠償問題的基本態度。于是,我向對方代理律師提出先到交警隊去了解一下情況,如果交警隊在做出責任認定后還主持對雙方調解的話,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工作。

我與對方代理律師的第一次見面是在交警隊。

交警隊的答復果然不出我所料,案件已經轉交給刑警了,民事賠償問題他們不再管了。

對方代理律師提出即使交警隊不參與,我們是不是可以自行協商。我把對劉某解釋目前民事賠償存在的幾個基本觀點向對方代理律師重復了一遍。


“我想說明的是,不是確定了故意殺人就不賠償,而是案件性質與民事賠償如何進行,關系肯定是非常密切的。你看,交通肇事是過失,與故意殺人性質完全不同;交通肇事的賠償有法定的標準,而且賠償的結果與處理可以掛鉤起來……”我進一步說。

“即使是故意殺人,如果死者對民事賠償可以接受的話,對處理也是有好處的呀?!睂Ψ酱砺蓭熣f。

“這個我理解,但我們也需要設身處地想一下,作為范某的妻子,如果在范某定為故意殺人、可能剝奪生命的情況下,還有沒有可能為范某舉債去賠償死者親屬呢?恐怕只能以法定的屬于范某財產的部分來承擔吧?!蔽覉猿值?。

“據我們了解,范某家里非常有錢,承擔幾百萬沒問題?!睂Ψ酱砺蓭煼浅?隙ǖ卣f。

“但我了解的情況和你們恰恰相反?!蔽艺f。


我沒有告訴對方律師我與范某本來就是朋友,我對他家庭經濟情況還是比較了解的。當時,只是不想與對方代理律師過多地討論這個問題,一方面是劉某對于賠償的具體數額還沒有給我明確的授權,另一方面,在范某案件定性沒有確定之前談賠償問題確實有些不合時宜。于是,我只得以“下次我去會見范某時,會把賠償問題作為一個專門的問題來談”搪塞對方律師。


5、賠償談判

本案對當事人雙方來說無疑都是一個悲劇,死者親屬非常值得同情自不待言,犯罪嫌疑人親屬也是無辜,也不能將災難轉嫁到他們身上,對于犯罪嫌疑人因酒致禍,主觀惡性不大,自己也悔恨不已。這樣的案件需要代理律師把握好尺度:不能兩敗俱傷。掌握不好,輕則,律師得不到委托人的信任;重則,無助于問題的妥善解決,甚至走向反面。

對方律師好像非常焦急要解決賠償,接二連三地打電話給我,詢問我與范某溝通的情況。其實,我與范某也只是泛泛地交流,并不能確定具體方案。大的原則而論,就是看案情未來的發展。我當時心里很清楚,監視居住只是暫時的,因為區檢察院沒有對涉嫌故意殺人批捕,也不可能再以交通肇事報捕,剩下唯一的一條路:區公安分局在等待市局與市檢察院報捕的結果。一旦市檢察院批捕,范某就立刻會被送往市看守所。

可是,對方律師不斷地催促盡快談判賠償問題,又不能不讓我多一些疑心。自從案件發生之后,媒體一直沒有放松跟蹤,雖然沒有更實質的內容,但偶爾會有些消息性的報道。從這些報道看,我隱約感覺不太像媒體對一個有影響案件的主動所為,倒像是運用媒體力量在監督案件進展。運用媒體力量這樣去做的,只可能是對方(或對方律師)。我也給劉某不止一次分析,對方進逼賠償談判,同時既不放松要求追究故意殺人的刑事責任,又借助媒體的力量。這些表現,一方面說明對方要借追究重罪責任提高賠償談判的籌碼,使我們為達到減輕目的而就范;另一方面說明對方并沒有充分把握案件會按故意殺人定性,擔心我們在解決重罪問題的同時降低他們可能得到的賠償。所以,我建議可以考慮與對方當面接觸一次,以表明親屬在賠償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態度。

劉某表示同意,但出于可能遭到報復的恐懼,堅決不直接與對方見面。于是我跟黃海波律師與對方親屬和律師進行了第一次當面談判。

說是談判,其實既沒有談判的條件,也缺乏談判的氣氛。死者親屬首先對劉某不到場表示強烈不滿,說不管能不能談得成,不管有沒有能力賠,總應該出個面道個歉吧。接下來的談判,在表面平和的氣氛下進行,實際上,我非常明顯地感覺到氣氛非常壓抑。


   我說:我想我們的協商談判應該有四項原則,第一、我們對事故的發生表示惋惜,對父母雙亡的不幸深表同情;第二、案件定性應該建立在沒有分歧的基礎上;第三、問題的解決希望盡快進行;第四、賠償能夠與處理結果掛鉤。

   死者親屬:關于第二點案件定性,現在是按照交通事故來認定責任,我覺得不大可能變了。

我說:這個現在實在不好預測。


   之所以上來先談案件定性問題,就是因為賠償數額與定性有直接關系。當時也明顯能感覺出來對方很壓人的氣勢,隱約預示著談不好談不成就不談了,就全力以赴要治罪范某。我想劉某不來也是對的,對方若把不滿和憤恨都發泄到她身上,一旦情緒失控會不可收拾。

    在案件定性問題上爭執了幾句之后,黃律師把話題引導具體賠償方面。此前,我們做了分工,具體的賠償問題由他來談,我只負責控制局勢和談判的走向。


    黃律師:關于賠償的數額能不能雙方縮小差距?

    對方律師:我們這是按照法定賠償標準計算的,計算的結果。

    黃海波:姥姥和奶奶的子女有幾個也要考慮進去。

  對方律師:對了,還有精神損害賠償。

    死者親屬:我們要求賠償的總額就是這個數,少了,我們沒得好談。

    黃海波:我們的基本原則可以考慮法定賠償標準一倍以上。

    對方律師:范某單位是不是也要承擔責任?

    負責人:我是范某上級單位的負責人,我們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定了一個大概的調子,范某是公司一個高層領導,公司也專門開過會。在案件的結論還沒出來之前,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承擔什么責任,就承擔。但不可能在家屬商量的一個價格下,就認可。我們畢竟是一個上市公司,財務方面的管理是非常正規的。所以,我們的態度是,法院判決了之后,企業應該承擔多少,就會承擔多少。你們現在提出這個問題,要通過這種私下協商的方法,就很難達到了。

    對方律師:法定責任當中有沒有通過與你們協商的方式,幫忙家屬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負責人:范某的親屬不愿意跟我們協商,因為親屬肯定要考慮下一步范某是不是能夠在公司繼續工作。

    死者親屬:給付能力我們可以考慮另外一種方式,我們的律師和韓律師交流的時候還談到一種方式,就是通過公司在其它方面能不能給我們一些業務。

     負責人:第一我可以把這個意思轉達給公司,如果業務方面是對口的話,能不能考慮支持你們一些業務;第二種情況,如果公司不能直接給你們業務,也可以考慮通過其它方面的關系,給予一定的幫助。


    死者親屬在談判之前通過律師讓我轉告范某的單位,由范某單位對賠償先行墊付,對方律師說這也是有法律依據的。對方律師所說的法律依據,在交通安全法實施之后實際上已經廢止了。但既然是談判解決問題,只要可行的方案都可以提出,都可以作為一個途徑來考慮。所以,也邀請了范某上級公司的領導來參加談判。但范某單位的態度很明朗:法院判決之后才能給。

按照我們當初的設想,如果范某單位先行墊付部分的話,一方面可能會推動談判的進行,另一方面可能會減小對范某重罪追究的壓力;因為死者親屬一方一直在通過媒體關注案件的進展,這種關注就是向司法機關施加的一種壓力。但是,在范某單位介入的問題上,我也進退維谷。因為我的另一個身份是范某上級公司的常年法律顧問。在范某案件當中,基本事實表明,事發當晚范某在為公司事務與另一公司商談,范某駕駛的車輛也是公司的公車,平日是配備駕駛員的,只是那晚駕駛員沒在。我是范某刑事代理和附帶民事訴訟代理,若只是代表范某與死者親屬交涉,這是正常的??梢坏┥婕胺赌撑c其單位之間的關系,可能就存在利益沖突了。所以,在范某單位介入問題上,我必須始終保持謹慎和小心翼翼,一方面與范某是朋友關系,另一方面與范某單位又是業務關系;一旦兩種關系發生沖突,我就必須選擇退出。

既然范某單位領導已經表態了,至少到現在為止不存在兩者之間利益沖突。

    

  我問:這個款項你們考慮怎么支付?支付的方式和時間?當然,還需要你們給司法機關一個意見,就是提出從輕從寬處理的意見。

  死者親屬:那個東西可以做,但他的家屬必須來。至少要來給我們表一個態吧。

  我說:現在他夫人有腦梗的前兆,醫生建議不要受這個刺激。

   

這一次的談判,表面上該談的都談到了,但并沒有實質性的收獲,一是沒有確定的賠償數額,對方提出的,范某肯定沒有這個支付能力,也不可能由單位墊付;二是雙方也不可能簽訂書面,沒有這個東西,對于范某案件如何發展和解決沒有任何幫助。但是,以后的幾天里,對方律師多次打電話催促盡快簽署文件,對此,我談了我的看法:范某案還沒有階段性的定論,根本還不具備簽署文件的條件。

漸漸我發現對方律師有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過于投入。

代理律師應積極主動充滿熱忱地投入工作是應該的,也是無可指摘的,但過于投入一般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缺乏對案件結果的正確預期,希望盡快取得成果,這往往是經驗不足的表現;二是對工作有情緒化的傾向,將自己與當事人視為一個整體,一榮俱榮;三是將律師代理異化為商業活動,將自己的利益凌駕于當事人利益之上。

律師是代理人不是當事人,不能替代當事人。當事人依托代理律師的是其專業能力,并非要求律師感同身受。但是很多經驗不足的律師并不理解這一點,認為自己全身心投入就是對工作負責,對當事人負責。這樣的初衷無可厚非,但必須把握好一個度。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律師原本是應該做個“旁觀者”,一旦落入到“當局者”,所言所行不變味才怪,更不用說有的律師還另有盤算了。對方律師開始與我接觸時,說當事人與他是親屬關系。但我很快發現,這是他表現過于投入的一種托詞。實際上,之所以做這個托詞,也說明了他知道律師不能過于投入,尤其是不能將個人情感因素或別的什么私心雜念摻雜其中。

當我再次會見范某談到賠償問題時,范某立刻陷于重重憂慮當中。他擔心自己的前途,擔心孩子的未來,也擔心拿不出那些賠償,又擔心拿出那些賠償對自己處理沒有任何幫助??傊?,賠償問題不可能不考慮,但不知道如何考慮,沒有頭緒。

他希望我能給他一些建議。


“賠償問題不可能回避,這既是死者親屬的權利,也是將來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滿足死者親屬的賠償要求,死者親屬對案件處理的要求通常會有所降低。這也是人之常情。但絕對不存在賠償了就可以了事之說,也不存在以賠償數額作為確定案件性質的前提?!蔽覍Ψ赌痴f。

“可是這么大的數額,我連想都不敢想,就是槍斃了我,我也不可能拿得出來?!狈赌澈芙^望地說。

“如果對方降低要求,降低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接受?”我問。

“按照法律規定我應該承擔多少?”范某反問我。


我把事先計算好的法律規定的賠償標準說給范某,他聽了之后還是痛苦地搖搖頭,說就這個數目我也拿不出來啊。我說,現在應該這樣,先通過對方律師向死者親屬表態,表示愿意承擔賠償責任,在自己能力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承擔;這不是換取將來處理的條件,而是向死者親屬表達歉意。我說現在還沒有到確定具體賠償數額的時候,而且不管多少數額的賠償,也不可能撫平死者親屬失去親人的巨大痛苦,如果不做出這樣的表示,死者親屬是不可能同意接受的。法律之所以設定民事賠償,說明民事賠償具有一定撫慰功能和償付功能。

范某還有一方面擔心,就是媒體對案件的關注,會不會對賠償造成影響。我說,媒體不報道,也會有其它因素的影響??傊?,對于這種類型案件的處理,影響的因素肯定是多方面的。我解釋說,如果當事人雙方都不愿意將賠償數額公開,媒體無從獲知,也無法公開。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不能以訛傳訛,給社會造成花錢買罪的錯誤認識。

在此不得不說,律師在處理很多業務時,有時不只是專業能力的考驗,而且還是多方面綜合解決問題能力的測試。能夠解決法律問題固然是對律師能力的要求,但這是基本的要求;在很多時候還要看律師綜合處理問題的能力。但“綜合處理問題”的能力究竟都所謂什么?多年以來,“打官司”已經異化為“打關系”,不管有沒有接觸過訴訟的人對此都耳熟能詳。事實是不是如此呢?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說“是”,是因為確實有些案件,由于各方面“關系”施加的影響,使得法律客觀處理被各種關系的主觀要求所取代;這種主觀要求,既包括正常的,也包括非正常的。特別是當更多的非正常訴求被司法確認之后,人們也就越來越多地對司法報以不信任,而建立起對“關系”重要性的認識。

說“不是”,是因為在律師當中,有相當一部分律師不認可“關系”,通過積極有效地據理力爭去解決問題,去維護當事人權益。在這些律師眼中,對那些走“關系”的同行非常鄙視,深惡痛絕,發誓與之對抗。對抗的結果,有些律師更加堅韌,有的則在屢屢撞得頭破血流之后,要么就改弦更張,要么悵然退出。


6、急轉直下

交通事故中對死者二次故意碾軋的案件在全國已發生過多起,而媒體之所以對本案紛紛報道,據我了解是對方律師積極“工作”的結果。在檢察院沒有批捕之后對方律師就不止一次說過媒體要介入進行跟蹤報道云云。

律師與媒體的關系實在是非常復雜的。與明星和媒體的關系有些類似。明星需要借助媒體之力出名,同時也要與媒體保持良好的關系;一旦得罪了媒體,媒體或將其封殺或口誅筆伐之。正可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若說借助媒體也是一種借助的“關系”的話,這種“關系”的借助也是比較復雜的,但無論怎樣借助,宗旨都應該建立在事實和法律的基礎上。有人將司法公信力的降低歸咎于媒體對司法腐敗揭露。我以為,這實在是舍本逐末!沒有司法腐敗,媒體如何能做得來這種文章?當然,面對現今司法體制和司法實踐中的問題,媒體也不是萬應靈方,同樣也有很多無奈。對于一般案件,還能看出媒體的介入潛在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客觀的。因為媒體也一樣難免先入為主。

范某對媒體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

很快接連幾個媒體又對案件進展情況進行了綜合報道,讀后的感覺就是,如果此案不能公正處理,媒體會抓住不放。

就我當時所了解和掌握的情況,并沒有什么其它因素干擾案件的進行,所以我不知道“處理不公正”的說法從何而來。檢察院對涉嫌故意殺人沒有批捕,是因為偵查機關報捕只是一個涉嫌罪名,若將交通肇事列為涉嫌犯罪,檢察院幾乎沒有不批準的理由。檢察院認為涉嫌故意殺人的證據不充分。在后來看到全部證據材料之后,我覺得檢察院不批捕并沒有什么不當。有很多關鍵性的證據都是在其后才取得的,尤其是一些鑒定類的證據。

然而,不知是巧合還是必然,就在我與死者親屬第一次正面接觸談判賠償問題、也是媒體再次報道之后不足一周,形勢就急轉直下:范某因涉嫌故意殺人,被市檢察院批準逮捕了。

雖然這也是預料之中的,但劉某還是非常的絕望,她認為是對方當事人不講信義,一面在進行民事賠償的談判,另一面卻要置范某于死地。我給她解釋這不一定是對方當事人工作的結果。從案件本身來說,即使沒有涉嫌故意殺人,造成二人同時死亡的交通肇事也沒有可能不逮捕。前一階段監視居住只是強制措施變更,并不是發出從輕處理的信號。

也難怪。就在幾天之前,公安機關還批準劉某與被監視居住的范某見了面。當然,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監視居住本來的含義,應當是在犯罪嫌疑人的住所進行,也就是說,本身應該不存在會見親屬要經過批準同意的問題。所以,劉某與范某會見,不是公安機關法外開恩,而是對犯罪嫌疑人基本權利的尊重。但是,范某和劉某似乎都對那次會見產生了錯覺,以為不會涉及故意殺人的問題了,事情很快就會解決了。所以,繼續與死者親屬的談判工作,雖然對方沒有放棄高額的賠償要求,但劉某還是開始變得樂觀起來。在我提議下,在雙方沒有正式簽訂賠償協議之前,為了表示賠償的誠意,應該向死者親屬先行支付幾萬元喪葬費用;劉某非常痛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議。

范某被批捕轉押到市看守所之后,劉某像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堅決不同意再與死者親屬做任何調解,甚至對我提議先行支付喪葬費用也表示了不滿。

對于劉某的不滿我非常理解。雖說當事人只關注結果,而先行支付喪葬費對于劉某來說似乎變成了結果。在她看來,事情沒有絲毫減輕,反而加重了,而我卻讓她先拿出了賠償。對此,我解釋道,與高額賠償相比,喪葬費實在是太少的一部分了,如果不支付這部分費用,期望事情有好的結果,無異于天方夜談。從雙方的立場來說,從誓不兩立到面對面談判,這只是一個開始,并不是事情終結;在這個進展中,雙方的情緒及態度都可能隨著事情的發展而變化,但是只要雙方都能保持理智,那么談判總會進行下去的,并將會有一個結果的。

急轉直下的形勢,令結果更加撲朔迷離。


7、會見范某

我在范某被轉押到市看守所的第三天去會見。當范某再次出現在我面前時,已經是鐐銬加身。這個看守所,我來過無數次,但此次坐在對面的,是一個十幾年的朋友,而且要面對的竟然是生死難料的結局。真仿佛做夢一般。

看守所的管理問題,在司法改革當中,一直成為爭論不休的話題。首先,看守所應該歸誰管。歸公安機關管,要解決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難的問題,就是最大的障礙之一??词厮鶓撛趺垂?,尤其在新刑事訴訟法確定無罪推定原則之后,那些審前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該如何進行管理,既是非?,F實的具體問題,同時也涉及法律原則在司法實踐中如何體現的問題。審前羈押為我國刑事訴訟體制下之常態,審前取保候審屬特例。雖然最終判決無罪(包括檢察院撤回起訴,甚至還有因為長期羈押而不得不判的)數量遠不及有罪的,但就全國而言,畢竟也是不可小視的數字。對于這些人的權益究竟應當如何維護,的確成為在司法實踐中不能不重視的問題?,F在,有些地方法院從局部改革出發,在一審(或二審)開庭時除去被告人鐐銬(不穿看守所制服)上庭,這的確是司法進步的表現,但這種進步畢竟只局部和形式上的,并沒有觸及無罪推定在刑事審判的核心。尤其是那些涉嫌重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進了看守所就手銬腳鐐俱全,在其后長達數月乃至數年當中,時時刻刻都被這樣禁錮著。在我辦理過的案件中,有的被告人就說真是生不如死。而看守所又是對外界完全封閉和隔絕的領域(監獄有的倒是可以參觀的),親屬不可以探視,律師會見又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蛟S有人說,這是對犯罪懲罰的一種方式。那么,對那些被判無罪的又是什么呢?

所以,我始終認為,審前羈押制度必須有一個前置的司法審查程序,尤其對那些涉嫌非暴力輕罪(法定刑較低)的犯罪嫌疑人,應當廢除審前羈押制度;應當將檢警羈押期限最大程度地縮短。此外,就是將看守機關與偵查機關分離,由中立的機構負責審前羈押;無論對偵查機關、檢察機關還是律師都一視同仁,不再有方方面面的各種不同待遇(公檢法機關從車輛到人員進出,再到會見條件特殊于律師等等不一而足)。只有建立這樣的一套旨在體現無罪推定和保障人權的刑事訴訟制度,才能談得上解決這些問題。

此刻的范某與我在區看守所前幾次會見相比有明顯的精神壓力。

怎么可能會沒有呢?突然之間就改變了一切,從那個餐廳、那杯酒、那次碰撞開始,從一個領導指揮數千人的企業老總變為階下囚,現在又從涉嫌一般犯罪變為重罪,命懸一線。

范某一坐下來就迫不及待地問我怎么回事,事情怎么變成這樣了,不是已經答應對方可以賠償,而且已經預付了一些,怎么突然變成這樣了。對于這樣的問題,我無法回答。

公安局再次提請檢察院批準逮捕是由區公安局報送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再報送到市檢察院,市檢察院批準了逮捕的申請。這個過程都是公文和卷宗的傳遞,沒有公開的告知和答辯,沒有外部審查程序,正常情況下外界無從獲知。表面上,法律規定了報捕和逮捕的條件,但凡事總有例外,尤其現今司法現實使得這種例外更多。但這種體制內部的運作是外人、非一般關系所能介入的。每當這個時候,就不得不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奈——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有權舉刀者快樂至極,身為魚肉者痛苦萬分。

雖然這個案件當中,對范某采取逮捕措施幾乎沒有懸念。問題在于以涉嫌什么罪名逮捕,其“待遇”和“前途”就大不相同了。


“這里和區里的警察比起來太不一樣了?!狈赌尘趩实亻_口道。

“你指什么?”我問道。

“預審員一見面就說,‘我跟你講范某,這是什么地方知道嗎,這是本市最高預審機關了。知道為什么給你砸上鐐子嗎?你的性質不是是不是故意殺人的問題,而是怎么處理的問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怎么表現了,是往活著表現還是往死了表現’。我真想不到會是這樣,連一句解釋都不給?!狈赌潮砬闃O其無奈。

“你怎么回答呢?”我問。

“我說我以前在分局時候說的都是真實的,喝了那么多酒肯定不可能全部記得清楚。有些也是預審員提示之后自己慢慢回憶的,有些實在回憶不起來?!?/span>

“我覺得有個問題你可能進入了誤區,”我說,“我跟你前幾次會見,你給我一種感覺,你一直努力試圖說清楚,但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你的血液酒精含量說明了你當時意識狀態?,F在你卻要每個細節都說清楚,不但過程說清楚,心理東西也想要說清楚……”

“我不說清楚警察就提示,我就只能按照提示的說。說了以后自己也覺得離譜兒?!狈赌车吐暤?。

“所以你現在如果要修改與以前不同的說法,預審員就會認為你態度不好,要翻供?!?/span>

“我只記得我回現場的時候車速特慢,一是前風擋都碎了,看不清前邊,我得側著身從副駕駛那邊玻璃看,一是我當時慌了忘了開前大燈,周圍又黑,只能慢慢地開??墒穷A審員說圍觀的人作證說我的車速特快,而且就是沖著躺在地上的人去的……”

“我們以前會見時,你說你往左躲避了?!蔽覇?。

“是啊,當時我不知道右側前輪爆胎了,只是覺得方向往右沉,我使勁向左打方向??墒穷A審員說圍觀的人作證說我根本沒有躲閃,就是直接軋上去的?!?/span>


8、峰回路轉

對方律師開始不斷向我施壓。

擺在范某面前可能有兩條路,或者說只是一條路:涉嫌故意殺人成立的話(對二次碾軋的男性),再加上交通肇事(對撞死的女性)就是兩個罪名。如果死者不是夫妻,范某或許還會選擇是向交通肇事的當事人賠償、而放棄向故意殺人的當事人賠償。從理論上,這樣的選擇并沒什么道理可言,同樣都造成他人死亡的結果,為什么還要選擇?但這樣的選擇在司法實踐中的確是存在的,司法實踐注重打擊忽視協調不能不說是造成這種狀態的重要原因之一。受害者要承受精神和經濟損失的雙重損害,而政府只從社會管理宏觀的方面強調打擊犯罪,使受害者親屬失去了通過得到經濟賠償衡平損害結果的條件。當然,面對這種損害結果,受害者的選擇也不完全一樣,有的為滿足經濟賠償并不注重刑事判決結果,有的只要求刑事判決不理會賠償,也有的既要求判決又要求滿足賠償。面對這些不同需求,由于我們的刑事訴訟體制設計上缺乏當事人自主溝通機制,使得法官選擇判決結果的余地非常有限。由此形成了,犯罪一方因為被治罪而放棄賠償,受害一方又由于得不到賠償而埋怨法院無視他們賠償的要求。

近幾年發生的幾個震驚全國的殺害數人的大案,在罪犯被執行死刑之后,矛盾就集在民事賠償方面。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是經濟貧困的家庭,加害者無力賠償,受害者親屬得不到賠償。對將加害者處死了事的判決,受害者親屬接受起來就非常矛盾;從親人被害的角度,他們希望正義得到伸張;但從經濟賠償方面,他們又希望加害者不能一死了之。然而,問題的解決的確處于兩難。于是有人提出應該出售罪犯的器官以賠償受害者親屬。這樣的話,受害者親屬的權益或許可能得到一些彌補,加害者親屬難道就沒有他們的權益嗎?他們與受害者親屬一樣也是無辜的。所以,建立國家向受害者補償的制度,應當說是一種合理的選擇。

這個案件當中,受害人一方的主觀要求在偵查階段顯得猶疑不定,既強烈要求嚴厲追究范某刑事責任,又在談判當中提出高額的賠償。尤其從最后結果來看,不能不說是對方律師策略上的重大失誤。

我多次與范某會見。就事故發生的經過、范某的主觀狀態、對死者的賠償等問題都進行了深入的溝通交流,充分交換意見。雖然在偵查階段律師不能查閱到案卷材料,但通過范某向我轉述的一些預審員說明證據情況所獲取的信息,我就逃逸、二次碾壓、致人死亡等焦點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礎上,我制作了《律師意見書》向檢察院提交。要點包括:


一、是否屬于交通肇事后逃逸

范某違反了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事故,致兩人死亡。那么,范某肇事后駕車離開事故現場后又返回的行為,是否屬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呢?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所謂交通肇事逃逸,是指行為人具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項規定的情形之一,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也就是說,交通肇事逃逸的構成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交通肇事后實施了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二是具有法律規定的如下情形之一,即交通肇事造成死亡一人或者重傷三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或死亡三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的;或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蛘呓煌ㄕ厥轮乱蝗艘陨现貍?,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的;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安全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嚴重超載駕駛的。

我認為,行為人只有同時具備了前述兩個條件才能認定為交通肇事逃逸,而不能簡單地以行為人交通肇事后是否駕車離開事故現場作為認定逃逸的依據。

結合本案事實,范某在事故發生后處于極度恐懼中,開車壓到了馬路沿致使右前輪胎爆裂卻全然不知。只是潛意識驅使不應該丟下那兩個人,于是他開車回來對死者施救。從主觀方面來講,范某沒有逃避法律追究,更沒有實施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不能從其上車后開車離開又開車回來簡單地認定就是逃跑。按照當時的情況,如果范某真的想逃跑,他完全可以不回現場,也有時間在警察到來之前離開現場,但他沒有這樣做。因此,范某的行為不應認定為交通肇事逃逸。


我之所以首先提出是否屬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問題,基于一個基本的觀點:本案不屬于涉嫌故意殺人,交通肇事涉罪已成定局;在這個客觀前提下,不可能談罪與非罪的問題,只能排除從重情節。若直奔故意殺人辯護的主題,就很容易形成肇事逃跑的前提下實施“二次碾壓”。另一方面,如果檢察院放棄故意殺人的起訴而采納了這個意見,至少為下一步進入審判程序之后的辯護降低難度。


二、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死者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死者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應當分別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

因交通肇事而引發的故意殺人一般有兩種:一種是前述司法解釋述及的情形,即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死者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死者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一種是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主觀思想發生了變化,意圖殺害并未死亡的死者,或駕車將死者再次碾壓致死或采取其他方法殺害死者。而本案當中,范某在駕車返回事故現場過程中,主觀上是返回現場施救,而且積極地與親屬、朋友、同事等聯系趕快來幫助救人,同時向122、110等電話報警。也就是說,范某主觀方面沒有殺害死者的故意,不希望發生死者因其交通肇事行為而失去生命的結果,他也沒有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而是積極地采取在當時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來挽救死者的生命。從客觀方面講,范某沒有實施殺害死者的行為。范某駕車返回現場過程中,其汽車的右前輪胎與男性死者接觸并在該男右肩部、頸部留有汽車輪胎的印痕。

從范某的供述來分析(他說:“發生事故后,擋風玻璃一片昏花,我看不清前方的路。只能借助右前窗往前看路,通過右前窗觀察出事地點的位置。走到西邊的路口時,我再次調頭回來向東行駛過程中看見了人群和地上的兩個人??斓饺巳簳r,為了不碰到人,我向左打了一下輪。我感覺車身顛了一下,像是碰到了什么東西,聽到周圍的人“哎喲”了一聲?!保?,范某當時并不知道汽車第二次碰到了死者,他確切知道自己第二次碰到死者的時間是在刑警隊,刑警問他軋死一個人賠多少錢,軋傷一個賠多少錢時他才意識到的??陀^地說,汽車不是對著死者的身體開過去的,而是范某醉酒后操作判斷上的失誤導致他的思想不能有效控制、加之右前輪爆胎導致車輛右傾。從范某的供述以及當時的行為表現不能得出事發其有意駕車加害死者的結論。


為什么是否構成故意殺人放在第二個問題來談?一般情況下,當然應該先從涉嫌的重罪入手。但本案所面對的是交通肇事之后的“逃逸”與“二次碾軋”;如果“逃逸”的事實成立,雖然不可能有“二次碾軋”,是否仍然存在“遺棄”的問題呢?若“遺棄”的事實成立,則仍然可能構成故意殺人。那么,按照事件發生發展的順序,先切入第一個問題,先解決了第一個問題,也就是從“遺棄”角度否定構成間接故意殺人,然后再從是否“二次碾軋”否定構成直接故意殺人。

現場證人證明:


“……在離被撞的兩個人不到10米遠時我才見到那車,因為當時比較暗,車好像還沒開燈,所以這車開近了我才看到??吹侥擒嚨挠仪拜喬プ笥覕[。車開到離兩個人1米左右遠時往北也就是向左打輪,車右前輪軋到了男的肩,那車沒有反應繼續開到東邊往后靠邊停車,司機下車打電話,還站在路中間揮手攔經過的車,經過的幾輛車都沒人停。我個人觀點,如果司機不向左打輪就會軋到男的頭和女的胸,這樣他一打輪就沒軋到女的。車開過來時車速比其他經過的車要慢?!?/span>


該證言對范某當時行為描述,與法醫學鑒定也是相吻合的。


根據法醫學鑒定:“死者右肩部形成鎖骨遠端游離,右鎖骨上凹血腫點被軋形成的,頸部右側橫行條狀挫傷應該是車輪軋到右肩后死者的肩有向左的扭動,輪胎擦蹭到頸部右側而形成的。其中右頸部3×1厘米皮膚挫傷為伸展傷,不是物體直接接觸形成。右頜面部7×2厘米皮膚擦傷是輪胎接觸形成的。至于碾軋肩是在車輪接觸到頭部同時頭的扭動、車底又很低,頭被從車底下擠出去,沒有使整個車輪騎軋過去,應該是車輪擦蹭到頭部。通過尸體解剖沒有發現其他情況,尸檢鑒定書中對尸體解剖的情況表述得很全面、很清楚,致死原因是第一次被撞擊導致的?!?/span>


    最后一個問題,就是是否涉及數罪并罰的問題,即不認定“二次碾軋”為故意殺人,能否認定為過失致人死亡,或者“二次碾軋”對本案性質的認定是否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二次碾軋”只涉及其中一位死者。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范某的行為造成了2人死亡的后果,而個中的男性死者在遭受汽車撞擊后又受到了“二次碾壓”,這使得案情變得錯綜復雜。在排除了范某主觀上有故意殺人的前提下,對于范某駕駛機動車“二次碾壓”男性死者的行為能否以過失致人死亡定罪呢?

我認為,交通肇事和過失致人死亡都是過失犯罪,二者應屬于一般與特殊的關系。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犯罪,從行為人的主觀方面看是出于過失,即行為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導致他人的死亡,由于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而導致死亡結果的發生。從客觀后果方面看,交通肇事罪的行為人因違反了注意義務并因此造成了致人死亡的嚴重后果,其完全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構成要件,應屬過失致人死亡范疇。但由于其危害的是公共安全,且其具有犯罪主體的特定性、犯罪環境的特殊性,尤其是犯罪所侵犯的客體的重要性,因此,立法者對該類犯罪給予了特別規定,將其單列為交通肇事罪,而不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定罪處罰。因此,本案存在數罪并罰的情形。


應當說,在審查起訴階段律師提出辯護性意見,與法庭上同公訴人相互辯論有些不同。法庭上的辯論,一方面是立論,即圍繞辯護觀點進行論證;同時還應有駁論(雖然駁論也是一種議論方式),即反駁公訴方的觀點。審查起訴階段的律師意見,應當直接說理,但不妨礙建立可能涉及的幾個觀點或事實的分析意見。

最終,上述律師意見還是為檢察機關所慎重考慮并接受了。使得這個一波三折的案件,從市檢察院移送到原區檢察院審查起訴,區檢察院最終以交通肇事罪對范某提起公訴。


9、艱難的調解

案件在法院審理期間,我與死者親屬及其代理律師就賠償進行了充分的協商。我表明兩點態度:


一是被告人范某與其妻子均系工薪階層,對于受害方提出的賠償要求,客觀上無法承受;

二是為表示對死者的真誠歉意,愿意高于法定賠償標準,對精神損害也作補償。


雙方終于在刑事案件開庭前一天確定了賠償。但怎么支付,雙方還是無法達成一致。因為雙方都無法解除對對方的不信任。死者親屬擔心拿不到賠償范某卻被輕判了;劉雅紅擔心給了賠償死者親屬不出具諒解文件。我提議將確定的賠償款在公證處辦理提存公證,如果范某的判決結果可以接受,悉數賠償;而死者親屬方面則不同意,提出全部一次性賠償之后對刑事審判他們不再發表任何意見,完全由法院依法處理。將此情況告知法官之后,法官明確表態,不可能給任何承諾。

在法官主持與死者親屬進行非正式民事調解時,我突然接到劉某的電話;劉某的聲音幾乎變得聲嘶力竭。


“我告訴你韓冰,愛怎么樣就怎么樣吧,這么大的數額賠了,如果范某還是判、要蹲好多年監獄,我也就沒法兒活了;你必須保證……”

“我保證不了!”我高聲打斷她。

“你保證不了,我也保證不了,他愛死就死吧,我實在受不了了……”隨著聲調提高,劉雅紅哭聲也提高了。

“你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你了!”我不顧在場的死者親屬、律師和法官,對著話筒喊叫起來。


是??!幾個月時間,都要崩潰了。

范某畢竟是我十幾年的朋友,我為此而盡心盡力,其間付出了多少精力、時間和辛苦簡直難以計數。劉某與范某是二十多年的夫妻,在大難臨頭時候,一個女人支撐了的確太多,在臨近最后時刻爆發了出來;也就是在這個時刻,我的壓力也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最終,死者親屬堅決不再退讓,必須將賠償款一次性全部支付,他們可以書面向法院表態,不要求追究范某的刑事責任。然而,法官不可能做出同樣的表態。在開庭前我最后一次去見范某,據實向他說明了這些情況,必須讓他做出抉擇;但他也無所適從,反復問我,如果法院不能輕判怎么辦,我只得說,就是下賭注了!即使這樣說,我的壓力還是無法緩解。對于一個工薪家庭來說,畢竟是巨額的賠償,如果仍然判處實刑的話,就意味著劉某要自己在未來若干年內償還這些借款。

雖然我知道不可能從法官嘴里得到明確的承諾,但我還是不能不做,我再次找到法官,詳盡說明調解進展的情況,同時說出我面臨的窘境,我在著意捕捉法官的一個語氣和眼神,預測著最大可能的結果。

入夜,巨大的壓力使我實在難以成眠。我與劉某最后一次通話,因為,明天就要按照約好的時間去銀行給死者親屬支付賠償。我說,現在你還是可以選擇繼續還是停止!劉某半晌無聲。我繼續道,也許我不該這樣想,也不該這樣說,但我必須說,我不想將來落得你們埋怨我的結果;到目前為止,能不能判緩刑,我沒有任何把握。明天交了賠償,剩下的就是賭博了。我從沒有過這樣猶豫不決。劉某問我希望有多大,我說,只能說各百分之五十吧。劉某不再做聲。我也不知道再說什么,該說得都說過了。最后,我禮節性地也是試探性地說:明天見吧。

第二天,按照約好的時間我到了銀行。因為,死者親屬和對方律師都提出我必須到場,而且,我也必須要到場;我幾乎同時要做兩件事:一件事,就是死者親屬當著我面寫好給法院的諒解函,交給我;另一件事,就是看著劉某把賠償款悉數存入死者親屬的帳戶。

兩條生命,一筆賠償,一份諒解函,一個未知的結果,這些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聚集在了一起……


10、最終的判決

開庭的時候,死者親屬沒有到場。

開庭的時候劉某也沒去,她說,實在支撐不住了,她很怕聽到一個可能令她徹底崩潰的結果。

庭審中,我發表了如下辯護意見:


……

那個夜晚,發生的那慘烈的一幕,無論對誰都是意料之外的,對被告人和親屬而言,是不希望發生的。然而,它還是不可逆轉地發生了。對于因交通事故給害人親屬所造成的巨大經濟和精神損害,本辯護人代表被告人范某表示深切地由衷地歉意。在會見范某時,他也多次表達他深深的歉意。

現在,是需要冷靜地進行案件審理的時候了,本辯護人提請合議庭能夠充分注意本案所具有的如下的情節。


接下來,我就范某自動報案應認定為自首、向被害人親屬積極賠償、以往表現、真誠認罪悔罪以及排除媒體負面報道影響等發表了辯護意見。


一、被告人范某自動報案,應認定為自首。

起訴書對“事故發生后范某駕車駛離現場隨即返回并撥打‘110’報警電話”已經做了客觀表述。平心而論,起訴書對該項事實的表述是恰當的。但本辯護人認為,該主動報警的行為依法應認定為自首。

公訴方提供的證言顯示,“報警人自稱叫范某,他報稱自己在酒后撞了人,撞了兩人??偸亲屛覀儭靵怼?。從該證言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范某是自己主動報警;第二、報警的事實與客觀事實相一致;第三、所報情況都是真實的。所以,范某完全具備自動出首,這一法律所要求的自首的基本條件和特征?!缎谭ā?/span>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span>

第二、積極努力,最大限度地彌補由于過失行為給死者親屬造成的損失。

被告人范某與其妻子均系工薪階層,在事故發生后,范某即委托本律師積極與被害人親屬方面協商賠償。其妻子及其它親友亦鼎力相助。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被害人親屬提出的賠償要求,主動提出給予高于法定賠償標準作為協商的基本原則。經過充分協商,最終雙方達成賠償。在本律師會見范某的時候,他對賠償表示完全接受。這些都充分說明了,無論是范某本人還是他的家人,都從內心里對被害人親屬以最大的同情,尤其是對被害人親屬未來生活給予充分的關切。

在此,也需要提請合議庭注意,如此巨額賠償,對于一個依靠工薪收入原本并不富有的家庭而言,對于一個妻子已經退休、女兒剛上大學的家庭而言,對于一個父母靠退休金度日的家庭而言,本身是絕對無法承受的;這些款項絕大部分來源于范某妻子及其它親友多方籌措和拆借。若對范某不能給予最大程度的從輕處罰,使其早日重返社會,無疑也會給其整個家庭雪上加霜。

第三、被害人親屬充分考慮本案發生的具體情況,對范某的行為表示諒解。

當然,任何經濟賠償,都絕對無法彌補給被害人親屬所造成的父母雙亡這一極其嚴重的后果。但是,法律之所以設定損害賠償制度,至少說明了給予相應的經濟賠償,從某種程度上能夠減輕被害人親屬的經濟損失,同時也或多或少地起到一定的撫慰作用。這些對于生者而言,的確有相應的積極意義。所以,被害人親屬已向法院做出了“不追究被告人范某刑事責任”的明確表態。從人民法院審判案件的角度,對此予以支持,也完全符合懲罰犯罪與教育挽救并重司法原則的要求。

第四、以往良好的表現及真誠地認罪悔罪

從我們向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提供的范某所在單位出具的材料,證明被告人范某領導著數千員工,企業能夠把如此重要的崗位交給他,足以說明其在單位有良好的表現。此次發生事故之前,被告人范某也是在下班之后因公出行。其在企業辛勤工作近三十年,只在有數地幾次節日期間休息,為保障生產安全,始終兢兢業業地在崗位上。這些,無論如何說明了被告人范某是一個對國家、對企業有用的人才。

被告人范某從被抓獲之后,始終能夠真誠地認罪悔罪,如實供述。其在被羈押期間,曾一度以涉嫌故意殺人被轉押市看守所。就是在鐐銬加身、精神壓力極大的情況下,范某仍然沒有為推脫自己的責任,而做虛假的陳述。積極配合偵查機關查明案件。

第五、負面社會影響不應當影響對本案的公正判決

我們知道,在本案發生之后,本市多家媒體對本案進行了報道。作為新聞輿論,其基本要求也應當是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然而,在事故發生之初,個別媒體對事實的報道存在缺乏根據渲染的傾向。應當說,酒后駕車肇事,并非始于被告人范某,也絕不可能就此終結。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案件,不過是本市、乃至全國每天都在發生的普通過失犯罪案件之一,既沒有新聞價值,也不具有特殊性,更不具有重要的昭示社會的意義。因此,本辯護人確信,這些媒體報道完全不致影響合議庭對本案理性的判斷和思考,或許從另一個角度,可以給未能客觀真實報道的媒體以強有力的糾正。

本辯護人想特別強調的是,范某的親屬和家人是無辜的,他們對上有年邁父母、下有求學之女的范某能夠得到寬大處理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并在積極賠償方面而竭盡全力。這既是對范某行為的一種補救,同時也對法院寄予厚望?,F在,國家在大力推動法制建設的同時,也在倡導建立和諧社會。那么,對于本案這種能夠充分取得被害人親屬諒解、并加大賠償力度,加之范某本人所具有的法定和酌定從輕處罰情節,懇請合議庭能夠給予全面的考慮,對被告人范某宣告緩刑。


說實話,這種辯護,是我幾十年辯護律師經歷當中極少有的;因為,這是刑事辯護當中最簡單不過的辯護了。根本不需要經驗,即使沒做過刑事辯護的律師也大都可以做得來。但也許只有身處其中才能體會這種辯護的不易。此時,面對不可知的刑罰,雖然與故意殺人遠不可比,但心還是懸著的。

法院判決認定,檢察院對被告人范某的指控成立。鑒于被告人范某認罪態度較好,并積極賠償死者的經濟損失,確有悔罪表現,對其可予以從輕處罰并依法宣告緩刑。其辯護人建議對其從輕處罰的辯護意見,本院予以采納。判決被告人范某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春節前,范某離開了被羈押半年多的看守所。

除夕前夜,范某當著耄耋之年的老父、愁絲密布的妻子、尚不經事的女兒、毫無怨言的朋友,舉起杯,說:“這是這今生今世的封杯酒了?!?/span>

我衷心的希望這杯酒是范某的封杯酒,畢竟因為它,遭受了半年多的牢獄,拖了幾個月的腳鐐,幾乎走到鬼門關前。更是因為它,奪去了兩個人的生命、帶來了兩個家庭難以撫平的愴痛……


11、難解的心結

案件結束了。但至今我沒有輕松的感覺,更沒有滿意的感覺。這種感覺究竟因為什么產生,我實在說不清楚。也許,從案件的結果而言,我應該輕松了;也許,從職業的角度而言,我應該滿意了。但我怎么也找不到這樣的感覺。

在案件進行過程中,死者親屬最初的代理律師,在案件回到區檢察院之后,被當事人辭退了。為此,他找過我,述說心中的不平。我除了聽,沒有別的可做。很多做訴訟的律師都有這樣的經歷。原本自己全身心投入,卻沒有得到理解和接受,而且在即將得到結果的時候卻遭到解聘。那個律師不明白,為什么在最后關鍵時刻當事人會這樣,我無法作答,也不便作答。當然,我也證實了一個事實:他與死者并非有什么親屬關系,他的投入沒有得到認可。對于他提出的疑惑不解的問題,我分析,可能是他表現得過于強勢了,一味要通過媒體對案件施壓來迫使換取更多的賠償,而沒有真正考慮到死者親屬可以接受賠償的底線。就是在案件回到區檢察院之后,他仍然對否定故意殺人提出質疑。所以當死者親屬意識到再繼續采取對抗的方式,其結果非但得不到可以接受的賠償,就是交通肇事處刑結果也是料想到的時候,當事人只能更換代理人了。而后來聘請的律師,在處理方式上就有很大的不同,當我說明了范某家庭經濟狀況之后,他主動做死者親屬的工作,其間,不斷與我進行溝通,那種溝通都是在可預見范圍內和可接受的表達方式。

不久,范某給我出了一個難題:要與單位進行訴訟。

范某意識到不可能再回原來的單位去工作了,他想要求單位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為此,范某打電話給我,向我咨詢怎么做。我說,這個我實在幫不了,我是你們上級單位的常年法律顧問,我不能給你提供不利于單位的意見。范某說你也是我的律師。我說,那是在刑事訴訟當中,而且與你單位沒有利益沖突,如果你現在要求單位承擔責任,我當然要維護你單位的利益。所以我建議他另外找律師進行咨詢或代理。

后來,我們之間再沒有任何接觸了。逢年過節也不再有任何聚會,甚至一兩個短信也不再有。有時候,我也試圖想挽回這種局面,畢竟那段極為罕見的經歷,于任何人都不可能消逝得無影無蹤。然而,事實就是形同路人,一切好像什么都沒發生過一般。

很多時候,我也在反思自己,反思的結果,我并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么。于刑事案件而言,我對他從未有過居功自傲的表現;于與單位的民事賠償而言,我沒有做律師不當為之事,可能就此得罪了朋友。但對于后者,也許在一般人看來,我與單位之間是經濟利益關系,與范某之間是朋友關系,朋友的利益應該高于其它;在刑事案件中,我維護了范某的利益,在民事案件中我也應該維護他的利益。

但從律師職業角度思考,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我為了范某而損害了常年顧問的利益,這不是對誰仗義不仗義的問題,而是律師職業規范所不允許的。換個角度,現在為了范某的利益,將來有比范某更密切關系的利益需要維護,我又該放棄哪個呢?這是律師執業沖突所必須要面對和選擇的。這還是從小處著眼。從大處來說,這的確又涉及到社會對律師職業操守的評價問題。律師當然不能只為錢行事,同時律師也不能因“江湖道義”而損害了聲名。這種聲名不只是一個律師個人的,而是整個律師職業的。

這種情形不是每個律師都會遇到的,但這種痛苦的確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律師所能告誡自己的就是:做,做好,問心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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