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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某搶劫案

日期:2019-06-20 09:49:52

一審已判決死刑,二審律師分析證據后成功改判


案件簡介


一審法院認為,胡某伙同他人持槍、刀等兇器入室搶劫,“情節極為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判處胡某死刑。胡某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由韓冰律師為胡某的二審辯護律師。


此案留給律師的時間僅有4天,而且當時正處于“嚴打”期間,法庭和檢查機關都已經形成了胡某是主犯的主觀印象,導致證據一面倒的局面,各方條件對胡某十分不利。


韓冰律師接手此案后,發現證詞存在前后矛盾的情況,而且檢察機關有取證不全面,故意忽略對胡某有利證據的嫌疑。


韓冰律師認為,胡某的罪行確實存在判罰過重的情況,如果以現有證據就判處胡某死刑,就意味著審判公正徹底失衡。



案件結果


法庭上,韓冰律師毫不避諱,直接指出核心問題。經辯護,二審以一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胡某從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


重審時,法院方面私下與胡某交涉,希望胡某不再委托韓冰律師辯護。最終,胡某同意了法院意見,由法院方指定的律師為胡某辯護。如果胡某不妥協,堅持繼續由韓冰律師為自己辯護,或許可以獲得更輕的判決。



案件詳情


愈困彌堅,刑辯律師的品質——辯護律師,是最容易也是最難的職業


律師不僅僅是一種職業,一個飯碗。律師是民主制度的產物,是滿足社會對公平正義訴求的需要。信守法律的權威,追求公平和正義,敢于直面強權、仗義執言、據理力爭,這些都應該是律師職業與生俱來的品質。

——題注


1、《抓獲經過》的漏洞


胡某因搶劫罪一審被判處死刑。

我接受委托作為二審辯護人。胡某自己認罪,但之所以上訴,是認為自己罪不致死。

對胡某一審判決的事實部分表述得很簡單:


上訴人胡某于10月21日晚9時許,伙同他人(另案處理)持槍、刀等兇器竄至本市西局后街入室搶劫,將事主康某1、康某2、周某分別砍成輕傷(偏重)、輕傷、輕微傷。搶走康某1、關某的人民幣40000余元及金項鏈1條、金戒指2枚,又將事主孔青砍成輕傷。上訴人胡某逃跑時被當場抓獲歸案。


一審判決書這種描述事實的方式在司法實踐中司空見慣。不看證據,任誰也無法分辯是不是符合事實?,F在法院判決書雖有所改變,增加了證據部份,但在司法實務當中并未見實質性的改變;尤其對于辯護人提出的辯護意見,鮮有不采納的系統性詳細的論述。

在本案證據中,偵查機關出具的《抓獲經過》是:


……自稱今天一個姓陳的老鄉和其他幾個不認識的人,來這里要錢結帳的,不給就搶,逃跑當中被人追上打傷。


以上《抓獲經過》的落款時間是案發當晚。

我在會見胡某時候了解到,他在逃跑當中不僅是被事主打傷,身上、頭上被砍了十幾刀,差點兒被打死,是經醫院搶救并住院治療了一段時間后才脫離危險的。案發當晚他處于昏迷狀態,根本就沒有談到事發經過。但是,胡某被砍傷住院搶救的這個事實在案卷當中絲毫沒有記載。偵查機關的結案報告及《抓獲經過》卻是在當天晚上就做出了,其中胡某的“自稱”顯然是假造的。


2、有利的證言


在接手案件到開庭只有緊張的四天,首先要做的就是仔細研究一審的證據材料,再有針對性地會見胡某。

看過材料之后,我最突出的感覺,就是證人證言非常不一致,各個證人前后作證也非常不一致。而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但只選取對胡某不利的部份,而且是從重的部份,對于有利的部分,卻絲毫看不出來(現在的判決書羅列證據,仍然存在同樣的問題)。

因此,對相關證人證言就非常有必要進行仔細地甄別。甄別最簡單、可行、一目了然的方法,就是進行列表(以下為證人證言節錄)。每個人因習慣不同、案件證據情況不同、需要不同等原因,所列表格形式上無須千篇一律,只要能夠達到方便使用的目的即可。


1、關某第一次作證

時間:事發當晚;

被搶:3600元,兩個戒指,一個項鏈;

過程:有兩個人進屋,還有一個在院子里。

(注:只有胡某一個人在院子里)。


2、康某1第一次作證

時間:事發當晚;

被搶:大約500多元錢。


3、康某1第二次作證

時間:事發一個月之后;

被搶:不是5個就是4個狐貍皮,每條價值2000元,現金36600元;過程:被抓住的那個人就是進屋的,左手拿槍、右手拿刀,頭上戴了頂黑帽子

(注:“被抓的那個人就是進屋的”指胡某,與關某證言不一致;被搶的數額由500元變為36600元)。


4、康某2第一次作證

時間:事發當晚;

過程:一共7個人,有一個拿著手槍,其余的人拿刀,有一個人蒙著臉。

(注:與周某證言“除了一個人,其余人都帶著面具”不一致)。


5. 周某第一次作證

  時間:事發當晚;

過程:除了一個人,其余的人都戴著面具。

(注:“其余的人都戴著面具”與康某2證言“有一個人蒙著臉”不一致)。


5、康有泉事發后作證

      后來聽康某1說,搶了我們家箱子里的現金500多元,還有幾條狐貍皮

  (注:能夠佐證康某1第一次證言被搶的數額)。


胡某是認罪的,但認罪的事實并不包括參與直接入室搶劫,胡某自始至終的供述就圍繞著:


1、我沒有進屋,在院子里看著人;

2、刀和槍都是姓陳的拿著;

3、我就在逃跑時砍了一個老頭,沒砍的時候他頭上、臉上就有血了;

4、小陳叫我在門口呆著,他領人去北房,剩下4個人去西房,我就站在院子里呆著

(注:與關某“還有一個在院子里”相吻合)。


3、依供證構建事實


從證人證言和胡某供述的主要部份可以構建本案的基本事實:胡某參與了陳姓及其它四人持槍、刀等兇器入室搶劫,但是,胡某并沒有直接入室,而是在院子里望風。

搶劫犯罪屬于行為犯,實施搶劫即構成犯罪,搶劫的手段和數額在所不論。而劃分共同犯罪之主從,就要看行為人參與的行為。直接入室實施搶劫要比沒有入室為重。既然有證人證言證實有一個人在門口站著,說明至少有一個人沒有入室。這個沒有入室的人是誰,若以主從而論,其責任一般應該小于直接入室搶劫者(雖然在有些案件中存在不分主從的情況,但大多數案件還是可以從行為本身做出劃分的)。

通過對各個證人所提供的不同證言,本案辯護的焦點問題就集中在胡某是否實施了“入室”搶劫。尤其對于一審已經做出死刑判決,這樣的基本事實是絕對不能模糊的。

所以,在二審辯護當中,我針對一審判決首先提出的問題就是(庭審辯辭節錄):


“伙同他人”、“持槍、持刀”、“入戶搶劫”等等一連串的認定都是建立在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甚至是反復無常的證人證言基礎之上的。

一個共同犯罪案件,確定參與的具體人數是構成案件事實的最基本要素?!堆a充偵查報告書》的結論為4到5人,而一審判決書既未以此為據,也未舉出其他證據來證明,而是使用了“伙同他人”這一模糊的概念。至于一審判決所稱“另案處理”,《補充偵查報告書》上卻是其余幾人全部在逃。

在參與的人數上沒有確定,對“持槍、持刀”的認定也很籠統。如果按照一審判決書的表述方式,可以理解成上訴人胡某既持刀又持槍,也可以理解成或持刀或持槍。到底是哪種情形,一審判決并不確定。從犯罪情節方面考慮對量刑會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難道可以用這樣的語言和證據來認定犯罪嗎?

在“入室搶劫”這樣的關鍵事實認定上,一審判決書上仍然是不確定的。上訴人胡某有沒有入室,這是必須明確的問題。胡某自始至終供述他本人在院里,沒有進屋實施搶劫。其他證據又可證明確實有一個人就在院子門口。而一審判決書卻將“入室搶劫”作為認定胡某犯罪事實的組成部分,顯然是極其錯誤的。

所以,上訴人胡某到底如何參與了搶劫,實施了哪些行為,被搶的錢數究竟是多少,一審判決均不能確鑿認定。這怎么能說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呢?


運用已獲知的證據構建案件事實,是刑事辯護律師的基本功之一,能否成功地構建案件事實也是辯護成敗的要素之一。在此之前,偵檢機關同樣通過運用證據在構建案件事實——有些“冤假錯”案的發生,往往就是由于錯誤運用(或人為制造)證據構建案件事實的結果。因此,律師構建案件事實,是以證據進行辯護的重要手段。針對目前司法實務中證人普遍不出庭的現狀,從偵查機關原始筆錄當中尋找對關鍵事實或關鍵情節的漏洞就顯得極為重要。關鍵事實和情節不能有所突破,只從法律的高度進行論述,說得頭頭是道,天花亂墜,聲情并茂,無異于舍本逐末。此乃律師辯護之大忌。只有從案件證據方方面面進行抽絲剝繭般地梳理,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形成有力度的辯護。其實很多律師同行對此也都心知肚明,但到了具體案件當中,要么不知如何入手,要么缺乏細致認真。

我在辦理本案時也發現,一審辯護律師對案件事實沒有進行任何辯護,證據存在的問題只字未提,以一頁紙手寫了不足二百字的“辯護詞”,從認罪態度、初犯等方面說明從輕的理由。從輕辯護固然是律師辯護方式之一種,但不能在沒有確定事實的前提下談從輕。那樣的辯護毫無價值,完全是在走過場了。

所以,二審從證據存在問題入手進行分析,是突破一審辯護困境的關鍵(庭審辯辭節錄)。


胡某的供述自始至終是完全一致的。在第一審之前,胡某并不知道其他同案人沒有在案。換句話說,胡某始終堅持一致的供述,至少說明他并不擔心其他同案人會有不同的供述。這是胡某供述可信度比較高的一種表現。簡單的說,在預謀問題上,在準備的問題上以及實施問題等等,一審判決方都沒有能夠提供更有力的證據證明胡某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那么,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除了胡某的供述,還有什么更好的選擇嗎?


在辯護當中,論及胡某供述證據價值的意義在于:

第一、胡某供述與證人證言對照,對胡某有利的有些能夠得到印證,比如“有一個人站在院子里”;相反對胡某不利的卻得不到印證,比如胡某參與直接入室。而且,按照胡某的供述,參與本案的一共有五個人,在本案第一審時,除胡某之外其他人都沒有歸案。而胡某在拿到的一審起訴書時也不明白其他人“另案處理”的含義。就是在一審法庭上,他也不知道其他人都還沒有歸案(這類問題并不鮮見,有時候檢察機關為了指控的便利,利用證人不出庭的方式,將原本一個案件,拆分為幾個案件分別起訴;將本身同案被告人供述作為另一案的言詞證據使用)。所以,在偵檢機關時怎么供述的,在一審法庭上還是同樣。這樣,與那些變來變去的證人證言相比,倒是說明了胡某供述的真實可信性。

第二、在本案一審判決書中沒有表述其他犯罪嫌疑人是否到案,而胡某始終堅持就是自己沒有入室的供述。而且在事發當天的證人證言里都沒有直接證明胡某“入室”的,其原因無外乎:一是入室實施搶劫的人都戴著面具,被害人自然無法辨認;二是胡某在逃跑時被追趕的人砍傷后當場暈厥,也無法與被害人等證人進行對質或辨認。但是當被害人知道只抓住一個人之后就紛紛修正以前的證言,將不利的證言都指向胡某。

為此,我在辯護中特別強調指出了這些問題(庭審辯辭節錄)。


相對于胡某的供述而言,證人證言就顯得差別很大,可信度遠不如胡某的供述。

例如,關某證明“有兩個人進屋,還有一個在院子里”;而康某1證明“被抓住的那個人就是進屋的,左手拿槍、右手拿刀,頭上戴了頂黑帽子”。

再例如,康某2在案發當晚陳述“對方一共7個人,有一個拿著手槍,其余的人拿刀,有一個人蒙著臉?!钡莿倓偘赴l的當晚,周某卻證明說“除了一個人,其余的人都戴著面具?!?/p>

更不可思議的是,關某證言的筆錄是11月22日9:20開始到10:35結束,康某1的證言筆錄是11月22日9:05開始到11:00結束,在重合的時間內,兩個不同證人證言筆錄,記錄人卻是同一個人。

所以,令人感到可悲的就是,胡某的命運就是漂游在這些證人的矛盾證詞之間,漂游在真實與謊言之間。


4、從證據分析到辯護論點確立


很明顯,只有先確定胡某的行為,才能對其在整個案件中的行為進行準確的定位,而不是相反。但通過對本案證據的分析,我發現,集中在胡某行為方面的證據呈現多樣性的變化,這些變化的緣由無不與偵查工作的變化密切相關。先是不確定參與作案的人數,后是不斷增加的被搶劫的數額,再到直接對胡某入室的指認。

毫無疑問,辯護律師注重的事實一定是對當事人有利的事實,但并非有利的事實就一定是能起到辯護的作用。有些原本可以進行無罪辯護的案件,迫于其它情況的影響可能就會退而求其次(有些也是當事人的決策),比如當事人被取保候審之后,擔心無罪辯護起到相反的作用,而寧可選擇罪輕辯護。律師的辯護權是基于委托產生的,律師就不能憑自己的意愿行事。對本案的辯護若從無罪(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進行顯然是牽強的。我的理解,所謂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當指對被告人指控事實之有無的確認。罪的輕重當屬于實體辯護的范疇,而罪之有無則可能或是實體或是程序。而本案的情形是,胡某是在參與作案后的逃跑過程中被當場抓獲的,其罪之有無自不應在爭論的范疇。但一審判決其死罪的最直接理由,就是認定其直接“入室”搶劫。

有些學者認為,刑事辯護將由實體辯護轉向程序辯護,認為程序辯護是更高層次的辯護。對于某些案件律師辯護的層次需要向程序辯護提升,但不是每案辯護的法寶。在具體案件辯護時,到底從實體還是程序辯護,不應取決于辯護人的主觀意志,而是客觀事實——存在程序違法——是否符合程序辯護的條件。程序沒有任何違法,而對實體事實認定錯誤,在司法實務中也是大量存在的。若律師單純以某種設定的方式進行辯護顯然有不得要領之嫌,并不能達到辯護的效果。我認為,學者強調程序辯護的價值,主要還是從在司法實務中很多律師的辯護依然停留在罪輕罪重之爭的水準上,缺乏程序辯護對實體認定影響價值的方面提出的。若從這個角度出發強調程序辯護的確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程序辯護也給刑事辯護律師提供了更大更多的發展空間。

在對胡某進行辯護時,我從證據的角度分析之后,還是將胡某是否符合應承擔主要責任作為辯護的主要方向(庭審辯辭節錄)。


在共同犯罪中,只有主犯對預謀之內的行為承擔全部責任。按照一審判決書的邏輯,實際上是將上訴人胡某作為本案的主犯進行判決的。且不說在其他同案人未歸案的情況下難以確定主從,就本案已有的證據也根本無法證實胡某為本案主犯。

一個涉及搶劫財產的案件,由時間、地點、人物、手段及結果五大要素共同構成,缺一不可。但本案唯一能夠確定的僅僅是時間和地點,其他極其重要的三個要素都沒有得到解決;而這些問題又恰恰是判決不可回避、不能回避、也是不應回避的事實??v觀本案一審判決書不難看出,對上訴人胡某行為的認定,明顯帶有確定胡某在本案中起主要作用的意圖。但是,對案件的認定需要的是證據,這種認定必須具有排他性,結論只能是必然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就以上涉及的幾個主要事實,都暴露出一審判決的事實帶有相當程度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


從“本案的證據可以證明什么”的問題,進一步就可以得出胡某能否承擔主要責任的結論。


本案的現有證據不但無法讓我們看到案件的全貌,相反看到的卻是不真實的事實。

作為一個多人參與作案,在每一個階段上、對每一個參與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必須要有相應的證據。這是每個行為人承擔責任的基礎,也是共犯理論之基本要求。胡某在本案當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到底是主是從,還是共同正犯?持槍、入室是不是胡某所為,作為本案的從重情節胡某究竟有沒有實施,是必須查明的。上訴人胡某是否該對全案的結果承擔全責就也需要考慮。綜觀全案,我們認為要胡某對本案的結果承擔全部責任顯然有失法律的公正與嚴肅??陀^地講,一審判決所能證明的不過是這樣的一些事實:

第一,10月21日晚上,一個姓陳(待定)的人糾集上訴人胡某等另外幾人去討債;姓陳的人向其余的人提供了刀、槍等物(根據胡某的孤證);

第二,上訴人胡某沒有進屋內直接參與搶劫,而是站在院里(有證人證言);實際搶劫的財物多少,其并不清楚(根據反復無常的證人證言);

第三,在逃跑開始時,上訴人胡某用刀砍了已被他人砍傷的事主康某1(根據胡某的供述和證人證言);

第四,在逃跑途中,上訴人胡某被多人以利器追打,致傷在地后被抓獲(根據胡某的孤證)。


當五個犯罪嫌疑人有四個未到案的情況下,證據對唯一被起訴和判決的胡某究竟能夠證明到什么程度,在認定事實和責任的時候,是從嚴還是應該從寬掌握,這的確涉及法治精神在具體案件當中如何體現的問題。本案是否經過預謀,預謀通常是共同犯罪主觀罪過與客觀行為認定責任的重要依據之一。然而,由于只有胡某一人被起訴交付審判,就意味著無法認定預謀的事實(其他證人畢竟不能證明),使得預謀事實的認定也只是孤證。

在辯護即將結束的部分,我針對“嚴打”與案件事實認定及與胡某應承擔責任的關系發表了意見(庭審辯辭節錄)。


在本案審判時,既要考慮“嚴打”的需要,也不能拋開刑事證據的基本理論,不應拋開刑法中共同犯罪構成的基本理論。那么,關于本案預謀階段的事實無任何其他證據可以證明,而預謀的情節在共同犯罪中又具有重要的意義。按胡某自始至終的供述,是一個姓陳的人糾集他們去的,去的理由是討債,使用的兇器又是該人提供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直到開庭前,胡某在不知道其他人全部“在逃”的情況下,其供述又始終一致,就具有相當程度的可信性。那么,本案的主犯到底是誰,是胡某,還是在逃的姓陳的人,誰是造意者,誰是糾集者,誰是主謀?再者,在行為實施的過程中,胡某一直在院內,其余幾人全部到屋內。至少有一個證人可以證明有一個人站在屋外的院里。既然沒有別人,那就只能是胡某一個人。

至于搶得的財物到底是多少,對于本案的結果也是至關重要的。

案發當晚事主康某1報案稱被搶現金500元,一個月后卻又說是36600元,而且還是公安局找他再核實的時候才“更正”的,并非主動到公安局作的更正。試想,如果被搶的金額如此巨大,事主為什么過了一個月都沒有想起來呢?

當然,我們也充分注意到,本案是一樁持槍入室搶劫的重案,我們并不否認一審判決書認定本案是“情節極為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的案件,但今天站在法庭上接受審判的畢竟是其中之一的參與者。一審判決的證據不能說明胡某在本案中做了什么,處于什么地位,起了什么作用,應該處以什么刑罰。那么,由此一人對此重大案件負全部責任是不妥當的。很顯然,被抓獲的僅僅是胡某一人,但絕不能就此視他為本案的主犯,絕不能就此演化為抓住誰就處以誰重刑,絕不能就此失卻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司法準則。

只是尊重事實,才能尊重法律。


5、刑法共犯理論


在刑法理論中,共同犯罪是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過失犯罪無法形成共犯。共同犯罪有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犯罪主體必須是二個以上的自然人。構成共同犯罪的主體,必須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

第二、犯罪客觀方面必須具有共同的犯罪行為,即各共同犯罪人的行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標彼此聯系,互相配合,結成一個有機的犯罪行為整體。一是各共同犯罪人所實施的行為都必須是犯罪行為;二是各個共同犯罪人的行為由一個共同的犯罪目標將他們的單個行為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有機聯系的犯罪活動整體;三是各共同犯罪人的行為都與發生的犯罪結果有因果關系。

第三、犯罪主觀方面必須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首先,有共同犯罪的認識因素:(1)各個共同犯罪人不僅認識到自己在實施某種犯罪,而且還認識到有其他共同犯罪人與自己一道在共同實施該種犯罪;(2)各個共同犯罪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和他人的共同犯罪行為結合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認識到他們的共同犯罪行為與共同犯罪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其次,有共同犯罪的意志因素:(1)各共同犯罪人是經過自己的自由選擇,決意與他人共同協力實施犯罪;(2)各共同犯罪人對他們的共同犯罪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都抱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態度。

共同犯罪可以分為以下四種:

第一種,任意共同犯罪與必要共同犯罪。這是以共同犯罪能否任意形成為標準所作的分類。任意的共同犯罪,是指依照刑法分則的規定能夠由一人單獨實施的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的犯罪情況。如故意殺人罪,既可以一個人單獨實施,也可以由數人共同實施。必要的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實施刑法分則規定的必須由數人實施的犯罪,不可能由一人單獨實施,如聚眾性的共同犯罪和有組織的共同犯罪。

第二種,事前有通謀共同犯罪與事前無通謀共同犯罪。這是以共同犯罪形成的時間所作的分類。事前有通謀的共同犯罪,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在著手實行犯罪之前即已形成共同故意的共同罪。事前無通謀的共同犯罪,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在著手實行犯之前尚未形成共同犯罪的主觀聯絡,而是在實行犯罪的過程中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共同犯罪。

第三種,簡單共同犯罪與復雜共同犯罪。這是以共同犯罪人之間有無分工所作的分類。簡單的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直接實行某一具體犯罪客觀要件的行為的共同犯罪。復雜的共同犯罪,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并非都直接實行某一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而是互有分工、彼此配合地實施不同的行為。

第四種,以共同犯罪有無組織形式可分為一般共同犯罪與特殊共同犯罪。一般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在結合程度上比較松散,沒有特定組織形式的共同犯罪。特殊共同犯罪,也就是指有組織的共同犯罪,即犯罪集團。


6、與本案相關法規剪輯


搶劫犯罪,屬于侵犯財產的重罪,因其不但侵害財產所有權,同時侵害財產所有權人的人身?!缎谭ā妨_列了幾種對搶劫罪加重處罰的情形。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對搶劫罪的定罪和量刑也比較復雜。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出臺專門的司法解釋。

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搶劫、搶奪是多發性的侵犯財產犯罪。1997年刑法修訂后,為了更好地指導審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先后發布了《關于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搶劫解釋》)和《關于審理搶奪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搶奪解釋》)。但是,搶劫、搶奪犯罪案件的情況比較復雜,各地法院在審判過程中仍然遇到了不少新情況、新問題。為準確、統一適用法律,現對審理搶劫、搶奪犯罪案件中較為突出的幾個法律適用問題,提出意見如下:

一、關于“入戶搶劫”的認定

根據《搶劫解釋》第一條規定,認定“入戶搶劫”時,應當注意以下三個問題:一是“戶”的范圍?!皯簟痹谶@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現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與外界相對隔離兩個方面,前者為功能特征,后者為場所特征。一般情況下,集體宿舍、旅店賓館、臨時搭建工棚等不應認定為“戶”,但在特定情況下,如果確實具有上述兩個特征的,也可以認定為“戶”。二是“入戶”目的的非法性。進入他人住所須以實施搶劫等犯罪為目的。搶劫行為雖然發生在戶內,但行為人不以實施搶劫等犯罪為目的進入他人住所,而是在戶內臨時起意實施搶劫的,不屬于“入戶搶劫”。三是暴力或者暴力脅迫行為必須發生在戶內。入戶實施盜竊被發現,行為人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如果暴力或者暴力脅迫行為發生在戶內,可以認定為“入戶搶劫”;如果發生在戶外,不能認定為“入戶搶劫”。

二、關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的認定

公共交通工具承載的旅客具有不特定多數人的特點。根據《搶劫解釋》第二條規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主要是指在從事旅客運輸的各種公共汽車、大、中型出租車、火車、船只、飛機等正在運營中的機動公共交通工具上對旅客、司售、乘務人員實施的搶劫。在未運營中的大、中型公共交通工具上針對司售、乘務人員搶劫的,或者在小型出租車上搶劫的,不屬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

三、關于“多次搶劫”的認定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第(四)項中的“多次搶劫”是指搶劫三次以上。對于“多次”的認定,應以行為人實施的每一次搶劫行為均已構成犯罪為前提,綜合考慮犯罪故意的產生、犯罪行為實施的時間、地點等因素,客觀分析、認定。對于行為人基于一個犯意實施犯罪的,如在同一地點同時對在場的多人實施搶劫的;或基于同一犯意在同一地點實施連續搶劫犯罪的,如在同一地點連續地對途經此地的多人進行搶劫的;或在一次犯罪中對一棟居民樓房中的幾戶居民連續實施入戶搶劫的,一般應認定為一次犯罪。

四、關于“攜帶兇器搶奪”的認定

《搶劫解釋》第六條規定,“攜帶兇器搶奪”,是指行為人隨身攜帶槍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進行搶奪或者為了實施犯罪而攜帶其他器械進行搶奪的行為。行為人隨身攜帶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以外的其他器械搶奪,但有證據證明該器械確實不是為了實施犯罪準備的,不以搶劫罪定罪;行為人將隨身攜帶兇器有意加以顯示、能為被害人察覺到的,直接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行為人攜帶兇器搶奪后,在逃跑過程中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定罪處罰。

五、關于轉化搶劫的認定

行為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未達到“數額較大”,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較輕、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論處;但具有下列情節之一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規定,以搶劫罪定罪處罰;

(1)盜竊、詐騙、搶奪接近“數額較大”標準的;

(2)入戶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詐騙、搶奪后在戶外或交通工具外實施上述行為的;

(3)使用暴力致人輕微傷以上后果的;

(4)使用兇器或以兇器相威脅的;

(5)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六、關于搶劫犯罪數額的計算

搶劫信用卡后使用、消費的,其實際使用、消費的數額為搶劫數額;搶劫信用卡后未實際使用、消費的,不計數額,根據情節輕重量刑。所搶信用卡數額巨大,但未實際使用、消費或者實際使用、消費的數額未達到巨大標準的,不適用“搶劫數額巨大”的法定刑。

為搶劫其他財物,劫取機動車輛當作犯罪工具或者逃跑工具使用的,被劫取機動車輛的價值計入搶劫數額;為實施搶劫以外的其他犯罪劫取機動車輛的,以搶劫罪和實施的其他犯罪實行數罪并罰。

搶劫存折、機動車輛的數額計算,參照執行《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相關規定。

七、關于搶劫特定財物行為的定性

以毒品、假幣、淫穢物品等違禁品為對象,實施搶劫的,以搶劫罪定罪;搶劫的違禁品數量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搶劫違禁品后又以違禁品實施其他犯罪的,應以搶劫罪與具體實施的其他犯罪實行數罪并罰。

搶劫賭資、犯罪所得的贓款贓物的,以搶劫罪定罪,但行為人僅以其所輸賭資或所贏賭債為搶劫對象,一般不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相關規定處罰。

為個人使用,以暴力、脅迫等手段取得家庭成員或近親屬財產的,一般不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相關規定處理;教唆或者伙同他人采取暴力、脅迫等手段劫取家庭成員或近親屬財產的,可以搶劫罪定罪處罰。

八、關于搶劫罪數的認定

行為人實施傷害、強奸等犯罪行為,在被害人未失去知覺,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處境,臨時起意劫取他人財物的,應以此前所實施的具體犯罪與搶劫罪實行數罪并罰;在被害人失去知覺或者沒有發覺的情形下,以及實施故意殺人犯罪行為之后,臨時起意拿走他人財物的,應以此前所實施的具體犯罪與盜竊罪實行數罪并罰。

九、關于搶劫罪與相似犯罪的界限

(1)冒充正在執行公務的人民警察、聯防人員,以抓賣淫嫖娼、賭博等違法行為為名非法占有財物的行為定性。

行為人冒充正在執行公務的人民警察“抓賭”、“抓嫖”,沒收賭資或者罰款的行為,構成犯罪的,以招搖撞騙罪從重處罰;在實施上述行為中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脅的,以搶劫罪定罪處罰。行為人冒充治安聯防隊員“抓賭”、“抓嫖”、沒收賭資或者罰款的行為,構成犯罪的,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處罰;在實施上述行為中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脅的,以搶劫罪定罪處罰。

(2)以暴力、脅迫手段索取超出正常交易價錢、費用的錢財的行為定性

從事正常商品買賣、交易或者勞動服務的人,以暴力、脅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與合理價錢、費用相差不大錢物,情節嚴重的,以強迫交易罪定罪處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買賣、交易、服務為幌子采用暴力、脅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與合理價錢、費用相差懸殊的錢物的,以搶劫罪定罪處刑。在具體認定時,既要考慮超出合理價錢、費用的絕對數額,還要考慮超出合理價錢、費用的比例,加以綜合判斷。

(3)搶劫罪與綁架罪的界限

綁架罪是侵害他人人身自由權利的犯罪,其與搶劫罪的區別在于:第一,主觀方面不盡相同。搶劫罪中,行為人一般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實施搶劫行為,綁架罪中,行為人既可能為勒索他人財物而實施綁架行為,也可能出于其它非經濟目的實施綁架行為;第二,行為手段不盡相同。搶劫罪表現為行為人劫取財物一般應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具有“當場性”;綁架罪表現為行為人以殺害、傷害等方式向被綁架人的親屬或其他人或單位發出威脅,索取贖金或提出其他非法要求,劫取財物一般不具有“當場性”。

綁架過程中又當場劫取被害人隨身攜帶財物的,同時觸犯綁架罪和搶劫罪兩罪名,應擇一重罪定罪處罰。

(4)搶劫罪與尋釁滋事罪的界限

尋釁滋事罪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犯罪,行為人實施尋釁滋事的行為時,客觀上也可能表現為強拿硬要公私財物的特征。這種強拿硬要的行為與搶劫罪的區別在于:前者行為人主觀上還具有逞強好勝和通過強拿硬要來填補其精神空虛等目的,后者行為人一般只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前者行為人客觀上一般不以嚴重侵犯他人人身權利的方法強拿硬要財物,而后者行為人則以暴力、脅迫等方式作為劫取他人財物的手段。司法實踐中,對于未成年人使用或威脅使用輕微暴力強搶少量財物的行為,一般不宜以搶劫罪定罪處罰。其行為符合尋釁滋事罪特征的,可以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

(5)搶劫罪與故意傷害罪的界限

行為人為索取債務,使用暴力、暴力威脅等手段的,一般不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構成故意傷害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等規定處罰。

十、搶劫罪的既遂、未遂的認定

搶劫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既侵犯財產權利又侵犯人身權利,具備劫取財物或者造成他人輕傷以上后果兩者之一的,均屬搶劫既遂;既未劫取財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傷害后果的,屬搶劫未遂。據此,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的八種處罰情節中除“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這一結果加重情節之外,其余七種處罰情節同樣存在既遂、未遂問題,其中屬搶劫未遂的,應當根據刑法關于加重情節的法定刑規定,結合未遂犯的處理原則量刑。

十一、駕駛機動車、非機動車奪取他人財物行為的定性

對于駕駛機動車、非機動車(以下簡稱“駕駛車輛”)奪取他人財物的,一般以搶奪罪從重處罰。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應當以搶劫罪定罪處罰:

(1)駕駛車輛,逼擠、撞擊或強行逼倒他人以排除他人反抗,乘機奪取財物的;

(2)駕駛車輛強搶財物時,因被害人不放手而采取強拉硬拽方法劫取財物;

(3)行為人明知其駕駛車輛強行奪取他人財物的手段會造成他人傷亡的后果,仍然強行奪取并放任造成財物持有人輕傷以上后果的。


7、或許還應該好一些


本案的辯護因為時間非常緊迫,無法做更多的調查取證工作,所以只能把揭示一審判決采信證據的錯誤作為直接的突破口,把重點放在以下的幾個方面:一是胡某供述與證人證言之間的矛盾;二是各證人證言之間的相互矛盾;三是沒有現場勘查等必備偵查手段的記載;四是缺乏同案人供述的相互印證。

以上幾個方面存在的問題,足以說明一審判決存在的錯誤非同小可,如果以此可以判處胡某死刑,就意味著審判公正徹底失衡。

在開庭之前緊張的準備工作同時,我主動與二審法官交換意見,同時還與二審出庭執行職務的檢察員交換意見。在進行了必要的準備工作之后,又撰寫了數千字的二審辯護詞,對一審判決存在的問題作了詳盡具體的分析。法庭辯論時,出庭執行職務的檢察員完全同意辯護意見,認為一審判決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要求發回重審。該案二審開庭后,高級法院將此案發回中級法院重新審理,在發回重新審理的函件中,辯護觀點引為主要的理由。

二審以一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我一直等待一審再次通知的消息,但像石沉大海一般。

半年之后,我突然接到一封從監獄寄來的信。原來胡某已經被一審法院判處無期徒刑,送回原籍去執行了。胡某在信中向我表達了感激之情,并且告訴我發回重審之后,他向一審法院提出來由我繼續為他辯護;一審法官做他的工作,說你已經很萬幸了,也不可能判得更輕,就沒必要再請律師了。所以,一審再次開庭的時候,法院為胡某指定了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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